葉圣陶潘先生在難中讀后感
　　
　　軍閥混戰時期，作為小資產階級一份子的潘先生，面對戰亂所進行了一系列避戰行為。
　　
　　文中潘先生一共有三次“遇難”，第一次遇難時兩個地方軍閥在附要開火時，于是潘先生帶著家人乘火車逃至上海。第二次遇難是在得知教育局長要求準時開學的通知后，潘先生孤身返回家鄉主持開學，回到家卻得知鐵路不通了，自己與家人相隔兩地，音訊渺茫。第三次是聽聞在碧莊地方兩軍交戰了，戰爭的氣息在潘先生周圍愈來愈烈了。
　　
　　這三次遇難，潘先生都十分“聰明”地躲避了，并且事后還為此沾沾自喜，潘先生就是輾轉于這樣的悲喜間，一味的躲避，尋找自認為安全的地方躲藏。
　　
　　潘先生在逃難時有多處具有諷刺喜劇效果的細節。如在第一次遇難中，作者并沒有描繪潘先生如何一步步地乘火車逃去上海，而是單單描繪了潘先生在火車站坐車時的情景：潘先生自作聰明地調排，讓一家四口牽手排成一列，這種尾大不掉的隊形注定不可能實施開來，可潘先生卻還自鳴得意，不聽他人勸告，在下車時仍采用此方法，致使家人走散。潘先生的這一行動正從側面反映出了他的愚昧不現實以及害怕變革的性格。也正是這一性格令他遇戰而逃。“他尚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蕩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話一般一站一站遞過去”，這種情態描寫顯風趣而又凸顯地把潘先生那種小心翼翼但又多此一舉的形象凸顯了出來。潘先生為家人在車站走散的這種小事故而患得患失，已顯現出了他的膽小與麻木，而他簡單地認為一欄之隔便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就全身心放松下來，更是突出其隨遇而安的特點。
　　
　　除了對潘先生戲劇性的諷刺描寫，文中還有多處體現了他虛偽迂腐的性格。比如在潘先生一家逃至上海入住在一家旅館時，當茶房來問是否要晚飯，潘先生的孩子嚷要吃大菜，令潘先生覺面子掛不住但卻故作沒事，并且對茶房借口說路上吃過了僅需兩客蛋炒飯。正是潘先生虛偽而好面子才會在點餐前還要說吃過了這種話，以此搪塞他所認為的“丟臉”。還有，在潘先生得知正安失守后準備逃去紅房子避難時，他遇到了一個同業。那同業打招呼般問他去哪時，潘先生就失措地回答，在他模模糊糊的準備找個借口時，他才想到車已開動，自己不用回答了，這才令他安心地縮住了。他不敢表明自己去紅房子避難，在途中遇到熟人時就擔心自己說出來面子上掛不住。一個“縮”字正表現了他在慌亂過后便心氣和的卑瑣形象。
　　
　　潘先生從來都不會積極地正面地迎擊災難，只會一味的逃避，僅希望自己的小家完整，自身安定，卻全然不顧整個國家的完整，民族的安定。對自己的三次落難，(www.eduche.com)他只會恨他人的調兵遣將，恨教育局長的主張開學，恨兒子的未成年。他不懂得想想自己，看看自身有什么可恨之處。并不是別人令他逃難而是他自己在逃避。
　　
　　潘先生的這些行為都是與他“教書先生”的身份不符的，他頂著神圣光環令人唾棄的作為把他的虛偽、自私與軟弱暴露在了世人面前。不管是破舊的茶樓還是蚊叮蟲咬的破廚房，他都能很好的適應，只要能活著。以及到最后，他成為軍閥的政客，為戰爭，為軍閥統帥們歌頌，都體現了他畏葸、茍且偷安的性格。他的作為并沒有他的職業那般高尚。他的茍安僥幸的心理和表里不一的性格也在作者的筆下盡顯。
　　
　　《潘先生在難中》通過對戰中一個知識分子的性格的剖析，指出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與虛偽，來表達戰爭給人民帶來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災難，更是一種心理上的打擊。作者通過對站爭、對人性的描寫將矛頭指向了根本——整個舊中國的腐敗的制度。軍閥統治使得民不聊生，該批判；虛偽黑暗的教育界，該批判；民族的麻木愚昧，該批判……作者對舊中國落后的制度感到憤怒與嘆息，對民族的愚昧、苦難有批評、諷刺卻也有同情。然而，這樣巨大的憤怒與批判，又何嘗不是對未來光明的呼喚與吶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