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居徽州，因經商之故遷居安慶，已有百年矣。少好舊學，性喜讀書。然年幼之時，矇昧無知，但憑一時之興，雜閱群籍，而不曉學問當以何而入焉。後幸受業于古史辨派傳人，童丕繩太夫子之徒湖北陽新羅祖基先生門下。先生雖以故謫居安慶僻壤一隅之地，然未嘗有憤懣之心，授余學問亦未嘗有毫厘之爽，使余得識學問之正道。自己丑仲春入羅師門下以來，初以《三百千》及《幼學故事瓊林》開蒙，再以如《四書》之諸要籍識舊學之大體，後受羅師親點，讀《史記》、《左傳》、《國語》及諸子書等以攻上古史，尤好窮其間之，亦稍涉漢魏以下。至於所讀人之書，蓋皆關乎此倫。余從羅師，非比課堂之受學，而代以入室之答問，如有片言隻語不能詳述者，則先生以每日之博文授余。先生之所授者亦非句讀之細，而誨余當讀何書，如何讀書，如何作文，如何分析之屬。今方五載，謹致余受學所屬之文(余按：即《談孔孟的幾點差異》)于後以供諸公斧正。

余生所志在于史學，然國史浩瀚，不能窮盡，至於世界諸邦之故事，則更不待言。故余特好其中兩端：一則上古史，且尤重其間之；二則宋明之儒學。其前者何故哉？余好古史，非但師承之故，亦本性之使然。上古史史料甚少，故史識尤要，需于眾人皆讀之史料中見他人未見之事，如錢賓四先生據《漢書》作《劉向歆父子年譜》以駁康南海之謬說。《漢書》人人可讀，然《年譜》舉世無二。余言此例，非敢自比于錢賓四先生作《年譜》一事，然于先生《年譜》此一特點，則甚表拜服且心嚮往之，乃以為天授余之所長在于茲矣。其後者又何故哉？蓋理學為吾國最西洋之“哲學”者，而明末儒學本為吾國宜行之大道也。茲兩者于今世之意義甚顯而重。又以紫陽余姚之所化逾中國而布東亞故，則其又關乎中國學術與世界之聯繫矣，不可謂不重，此余所以欲涉此道也。

巍巍武大，創立有年，三鎮之地，素稱人文淵藪，江漢之汭，長見名士薈萃。湖廣總督倡學于前，中研院長執鞭于後，聞子佈道，周公登壇，吳唐並舉，名重一時。金聲震乎中南，令名揚于神州。凡吾國有志于學者鮮有不慕，而余亦不外，自受學于羅師以來，思慕已久，知欲為實學，難脫大學而有，勉成國器，豈舍高校以得，將變所好為所工，一掃為學之陋習，武大其康莊坦途矣！故敢望忝列珞珈山之門牆，以成生貢獻學問之志也。茍蒙相識，必勤學自勵以報，余雖不敏，然定不負伯樂之恩！

附曰：余攻學之外，尚醉心于皮黃，且最喜余派。

安慶後學程鵬謹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