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涵蓋了社會的各個階層，有朝廷樂官制作的樂歌，有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更多的則是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是典型的人民文化，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等老百姓耳熟能詳的詩歌。其中一首《碩鼠》，諷刺了當權者的腐敗，表達了人們對執政者清廉的渴望——“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碩鼠，無食我麥!”“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抒發了對理想國度的向往——“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華表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更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產生于堯帝時期，用木頭制成，樹立在道路兩旁，稱為誹謗木。既有道路標志的作用，又有路人留言的作用——“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今天的“意見箱”就是從“誹謗之木”進化而來。后來，華表被歷代王朝立于皇宮、皇陵等重地，用以警示當權者——民意不可違，民心不可欺，人民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有一批“文化人”出現，他們從民間文化脫穎了出來，形成了獨特的階層——士大夫，他們在人民文化的長期滋養中，對人民群眾的理想和訴求感受最深，于是拿起了如椽之筆，創作文藝，成了人民的“代言人”。他們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勇氣和擔當，以“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去為人民鼓與呼，他們認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個“寸心知”就是“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關漢卿，元曲的代表者，《竇娥冤》是他杰出的代表作。其實，《竇娥冤》脫胎于傳統故事《東海孝婦》，關漢卿把它提煉出來，加工成《竇娥冤》，為底層善良、堅強的婦女吶喊，向腐朽、黑暗的社會投去“標槍”和“匕首”;馮夢龍以“三言”奠定了其在文學上的地位，他的文學是為人民服務的，他的一生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他以“治國如治家”“愛民如愛子”的官德給后世留下了廉政的清風，贏得了愛民的美譽;“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是士大夫階層的代表人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他一生忠君愛民的真實寫照;鄭板橋以詩書畫三絕享譽文壇，其詩“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表達了不與腐敗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其書法清瘦，寫出了為人清正、剛直的秉性，他做官更是楷模，前天還引用他的一首詩來告誡縣委書記要關系人民的疾苦：“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者，是傳統文化的積極繼承者和弘揚者。曾要求領導干部要了解中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積極借鑒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深明其義，不難發現，注重歷史的借鑒，在的廉政建設中占有重要位置。

　　以史為鑒，鑒往古今。從政者要把“正心、修身”擺在首要位置，使廉政理念根植于從政者的每一寸肌膚，培育廉政文化的骨骼，從廉政文化里汲取養分，培植官德，形成了廉潔光榮，腐敗可恥的社會氛圍，打造具有的廉政文化，全面形成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不斷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實現中國的“廉潔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