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瓦窯堡會議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迎接偉大的全民族抗日戰爭作了政治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1936年7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來到陜北，紅軍戰士“高興、快活、精力充沛的樂觀精神”感染著斯諾。在陜甘寧4個月的時間里，他訪問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許多紅軍將領。

在和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這樣描述現階段的工作：中國共產黨正努力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族統一聯合陣線，邀請真心抗日的各黨、各派、各軍來參加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

中國社會各界，包括國民黨內愛國人士，開始集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各種形式呼吁國民黨政府改變對日政策。

宋慶齡先后發起成立國民御侮自救會、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并擔任“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名譽主席。

沈鈞儒、鄒韜奮、史良等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強烈呼吁在全國范圍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戰，并為此四處奔走。結果，被國民黨警方逮捕，輿論則尊稱他們為“七君子”。

1936年11月，從西北傳來了綏遠省主席兼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在綏遠率部三戰三捷的消息。

毛澤東、朱德在致傅作義的賀電中稱其“為中華民族爭一口氣，為中國軍人爭一口氣”。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推動了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也促進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

七

1936年10月，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西北“剿總”副總司令張學良和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率部“剿共”，并調集重兵準備進攻陜甘寧地區。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張、楊在反復勸說蔣介石無果的情況下，決心實行“兵諫”，以逼蔣放棄“剿共”政策，實行聯共抗日的新方針。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

張、楊立即通電全國，提出抗日救國八項主張，并致電陜北的，請派代表前來共商抗日救國大計。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正確審視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并派周恩來作為全權代表與南京政府代表進行談判，為事變的和平解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蔣介石在口頭承諾“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條件后，由張學良護送返回南京。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時局轉換的關鍵，成為中國從長期內戰走向全民族抗日戰爭的轉折點。

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