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被城鄉二元結構困擾得痛苦不堪的監護人，該怎樣真正地承擔起這樣一個簡單的責任？我們的社會應該創造怎樣的條件，以使監護人更好地負擔這樣的責任？

　　日，甘肅天水市秦州公安分局摧毀了一個賣淫團伙，解救出10名被強迫賣淫的未成年少女。這些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大多來自秦州區周邊農村，父母在外打工，疏于管教，于是輟學在家。這些女孩對所受的“傷害”十分麻木，認為無所謂，只是想著別讓家里人知道就行。

　　秦州公安分局刑偵大隊五中隊教導員李明輝稱，“通過這個案子我們發現，這些女孩法律意識及自我保護意識淡薄，令人十分痛心，值得全社會深思”。痛心以及深思這樣的體認，無疑是正確而明智的，但冀望十三四歲的孩子在法律意識及自我保護意識方面不再淡薄，卻無異于癡人說夢。14周歲是我國刑法規定的“幼女”的上限，14周歲以下為無刑事責任年齡。此時所說的法律意識及自我保護意識，應該更多地與負有監護之責的成年人相關。

　　情形正如許多年以前，一個名叫貝爾的人所說，我們的社會已經是一個從各個維度“面向未來”的社會，政府必須為未來增長謀劃，公司必須為未來需求打算，個人必須考慮職業規劃。社會不再以自生的方式發展，而是被特殊目標所驅動。貝爾在一本再版于1978年的書中這樣說，并且他還說，現在最大的壓力被轉嫁給年輕人，小小年紀就要被迫做出堅定選擇，在學校要考個好分數，將來進一所好大學，選擇一個好職業。在所有階段，他都被評估，而且，這種成績評估成了他一生要攜帶的身份證。新的壓力由是而生，我們已經不再因受到誘惑而逃離家園，而是自此不被允許固守家園。以自生的方式發展著的社會，已經結束了。

　　具體到此事所處的社會背景，我們發現，這些被壞人操控的十三四歲的孩子，似乎處于一種社會真空狀態。以前，家庭及其環境是與孩子的成長單一而直接相關的因素，社會層面的事件與規則，常常與孩子無關，或距離較遠。那時，就算一個叛逆的孩子，要離家出走，也有可能因為來自家庭與社會的重重阻力而作罷。那時，學校與家庭的心理距離也非常，二者一結合，孩子就在保護網之內了。社會雖不再以自生的方式運作，但是依然為自生的方式留有余地。

　　后來，先是學校因其專業功能日益增強，而與家庭的距離越來越大，繼之以留守兒童的出現，導致家庭呵護兒童這一格局破裂。這些孩子自發地走向社會，實有促成其事的現實條件。于學校而言，責任當然是存在的，不讓一名學生輟學，那是承諾；社區以及村委會之類機構當然也有責任，轄區有孩子走失，失察即是失職。但是，這些可以追究的責任往往具有虛無與飄浮的特征，尤其是在出現極端情況的時候，若有若無，可有可無。與此相關，志愿者的工作，當然亦只能是單純的輔助。

　　進入這樣一種清晰而理性的狀態，我們方可接著探討法律，探討道德，探討社會治理方式的變革。也就是說，這件事并不簡單，因為，去除法律層面的內容之后，依附于令監護人負起責任這一極其簡單要求的，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們這些被城鄉二元結構困擾得痛苦不堪的監護人，該怎樣真正地承擔起這樣一個簡單的責任？我們的社會應該創造怎樣的條件，以使監護人更好地負擔這樣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