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重慶直轄市的三大理由：發揮重慶區位優勢，發揮輻射西南，帶動長江上游的作用；有利于解決四川人口過多和行政區劃過大，給行政管理和發展帶來的困難；有利于三峽工程的建設和完成移民任務。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就明確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一個大局是東部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先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是當發展到一定時期，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要顧全這個大局。

重慶直轄，既是這一戰略的產物，也是中國為加快中西部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縱覽中國區域經濟版圖，重慶一直是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樞紐，起著承東啟西、溝通南北的重要作用，對長江經濟帶和西部地區有雙重聚散功能。選擇重慶作為推動中國發展大局之變的“戰略支點”，無疑是一種歷史必然。

當時的情況是：這些縣堅決要求重慶直管，不要地市級機構這一中間層了；而兩市一地干部動蕩，又特別提出縣還要不要他們管，如果不管了，富余的干部怎么安排是個大問題。矛盾之下，我們同意中央的意見，作為過渡，地市先保留，縣可以到地市級機構匯報工作，也可以到重慶來匯報。實際上，隨著重慶直轄市機構編制的確定，我們很快就把地市這級中間機構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