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政策工具，這一制度對信用建設、干部管理、國家安全、福利分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制度性貢獻。

建國初期，伴隨著1956年第一次全國干部工作座談會召開及《干部檔案管理工作暫行規定》的誕生，干部檔案管理工作進入黃金建設時期，工人檔案和學生檔案隨之建立。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在第二、第三次全國干部檔案工作座談會的推動下，人事檔案制度進入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階段。在這10年間，學歷和專業培訓材料、任免、工資待遇材料，出國工作、考察、學習材料等內容，都被寫進人事檔案。

那個年代，檔案重要性十分明顯。曾有人因為探親假延遲了兩天，檔案里被記為“無組織，無紀律”;有人因未婚先育，被記為“嚴重的作風問題”……這些都是業內人士曾見過的案例。“如今回頭看感覺有些荒誕，但在當時確實影響到當事人的工作轉調”。

當時，社會上一些人對檔案的理解有些偏差。胡鴻杰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小故事：1978年，他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的檔案學專業。一位叔叔便對他說：“檔案學這個專業好。等你管檔案的時候，你可以給咱們縣委書記打個電話，說他的檔案有幾年不太清楚。沉默兩分鐘后對他說你家里缺米了。”

其實，胡鴻杰所讀的檔案學與這位叔叔提及的人事檔案并不是一回事。他說，檔案學中的“檔案”，一般是指社會組織中的文書、科技等門類的檔案資料，而非人事檔案。人事檔案屬于人事組織部門的“轄區”。

隨著市場經濟大潮席卷中國，適用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人事檔案制度，逐步變成掣肘。1991年3月，中組部對流動人員的檔案管理做出了相應的規定：通過勞動部門就業的干部，其檔案歸勞動部門保管，或轉人事部門所屬的人才流動服務中心保管。

隨之，流動人員的人事檔案概念誕生。范圍擴大至辭職或被辭退的機關工作人員、待業的大中專畢業生、自費出國留學人員、非國有企業聘用的專業技術人員等。

“棄檔”以后

然而，由于疏于存放，人檔分離，些年“棄檔”情況越來越普遍。

不久前，武漢市人才服務中心公布了該市流動人員檔案調查數據：全市現有流動人員人事檔案54萬份，其中“死檔”高達17萬余份，三成的檔案長期無人認領。

這并非是武漢一市的情況。據了解，從2007年11月起，北京市人才檔案公共管理服務中心對失去聯系超過5年的流動人員人事檔案名單進行公示。每月一期，截至發稿時，已經公布了79期。從公布名單的數量看，棄檔情況確實大量存在。

“人事檔案管理制度變革，終究沒有跟上經濟環境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