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為例，據報道，截至年底，浙江全省公辦普通高校的債務總規模達94.68億元，全國1164所公辦高校的總負債也超過2600億元。

“一方面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另一方面鋪張浪費。這種情況下，辦學成本提高，也沒其他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就只能向學生伸手要了。”熊丙奇認為。

中低收入家庭受影響大

“寧夏很多市的收入沒有銀川高，一些普通家庭可能一年掙個一兩萬都是多的，大家都是靠打工賺錢。”一名從寧夏大學畢業的學生李升(化名)告訴記者。

李升沒有趕上學費上漲的時候。每年，他的學費都是2600元，對于成長在農村、父母常年外出打工的李升來說，一年要拿出這么多錢還是有些壓力。大學四年，除了申請助學貸款，他利用課余時間做兼職賺取生活費。

“當初自己的學費就占到了家里年收入的40%，如果漲到4000元，可能會影響一部分人。”他說。

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到，教育界的一個普遍觀點是，高校的學費不應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不過，在我國一些經濟并不發達的地區，學費的占比超出了20%。以寧夏2005年為例，當年寧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093.6元，以當時高校的學費標準2600元計，這一比重為32.12%。按照同樣的算法，江蘇省的占比為37.34%。

對于農村學生來說，這個數值更大了，而學費通常較高的醫學類、藝術類等專業，幅度就更大。

但在大多數中國家庭看來，高等教育是改變子女命運的機會，學費也因此成為剛需。受影響較大的多是中低收入家庭。

“我不會因為學校的學費高就不去報考，而且家長會關注能不能上重點。”一名湖南大學2015屆畢業生告訴記者，她家里還有個妹妹，明年也要參加高考，“我們不會因為學費漲了就改變志愿，最重要的還是看自己想去哪兒，能去哪兒。”

今年考入青島大學物流管理專業的張唯(化名)也表示，報考學校時還是考慮到了學費的問題。“我媽生病在家，全家就靠我爸外出打工賺錢，一年的收入9000多元。”

根據山東省公布的高校學費調整方案，文史類由原來的每人每學年3400元上漲至4000元。600元的改變，對張唯來說并不是小事，“現在暑假一直在送外賣”。

在另一部分學生看來，學校上漲的學費可以更多投入到校園設施上，改善生活和教學條件，如果漲幅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尚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