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孩子不是父母炫耀的工具，更不是父母謀利的工具。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由于有功利的教育心態，社會、學校里才會廣泛掀起感恩教育，跪拜文化就有了市場，輿論也站在強勢的父母群體一方，對孩子問責。當孩子從小就被“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口號壓迫時，孩子的成長、發展勢必都要背著一副重重的父母希冀的殼。父母只有以教育孩子為樂，從中不摻雜各種功利性因素，并有意將孩子的童年延長一些，讓父母與孩子一起在童年中快樂地享受人生，這才是對孩子的真正負責。

（作者系廣東第二師范學院教授，華中師大德育研究所兼職教授）

傳播孝文化別止于跪拜

■李濤

關于該事件的深度討論，存在幾個焦點問題：一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內核之一的“孝”是否在今日中國還有價值？二是作為當代中國社會公共觀念“育嬰房”的新式學校是否應該公開傳播“孝”？三是學校究竟應該如何傳播“孝”？具體而言，“給父母下跪”的孝道傳播儀式是否合理？正是對這三個問題發生了認識困難，所以才導致對事件迥然不同的輿論價值判斷。

傳統中國社會中，孝道文化的社會功能發揮具有正反效應：一方面，孝發揮了積極的社會整合功能，個體通過孝達成對家和國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孝發揮了負向的社會功能，在一個“口銜天憲”的長老社會中，孝本質上維系了濃厚的家國封建色彩，使個體權利話語難以生成。

現代中國社會需要傳播的“孝”本質上講是“感恩”，這種“感恩”背后的價值觀與“平等”、“自由”和“權利”的價值觀并不沖突，這種被注入了現代性內涵的“孝”當然需要作為社會公共觀念的“育嬰房”——新式學校來傳播，因此，學校公開化有選擇性地傳播孝道文化無可厚非。

當然，孝的傳播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連續教化行為，需要經過“知”、“情”、“信”、“義”、“行”等多面向的縱深習得過程，才能真正做到“內省”和“外化”。向父母下跪的孝道文化儀式只是間乎“知”和“情”之間的一個小環節，我們絕不能將儀式化中某個單一環節剝離出整個教化過程而武斷地評價為作秀，也不能由此故意妖魔作為“感恩”內